体系的备忘与水墨自省

王晓辉/文

　　现代人物画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与发展由“徐蒋体系”而来，其面对生活与现实去融汇中外艺术优长，在历史各个时期都形成了鲜明的学术指向。百年来的现代水墨人物艺术演进中的新与旧、探索与发现、精进与守恒都凸显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接痕，也划定出现代与当代观念的段落感，从始至终都处在难以调和的调和过程中。

　　在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前辈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做为后学需要常常去回望人物画的历史，看看都已经做了哪些，今天应该如何做，而未来还能怎么做？对于体系的备忘正是基于此而显得十分必要，由“徐蒋体系”而来的水墨人物画现象是与中国画的现代之路密切相关的重要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更加具体而实在的学院教育课题。

　　80年代以来，水墨人物画实现了从“徐蒋体系”向“后徐蒋体系”的艺术转向，勾勒出自身由传统到现代形态，进而切入当代性探索的发展路径。这成为在当代语境下，面对图像化时代的到来，梳理与建构人物画艺术新的问题意识、不断进行水墨自省、持续“全攻全守”探索的基点。此外，水墨人物画实践的深度与跨度，也可为当下重新评估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与思考当代中国画的错落性发展提供不同的思路与视角。

　　一、体系的语境铺设

　　对于现代水墨人物画而言，“徐蒋体系”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传统人物画与西方绘画相结合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或是其体现出来的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徐蒋体系”对于20世纪以来“现代水墨人物画”这一创作现象、这一艺术门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语境铺设作用。其关系到水墨人物画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的视角、对象、范围等问题，并直接切入到水墨人物画“现代性”表征的核心。自形成以来，“徐蒋体系”作为一个延续性的教学话题，深刻影响了水墨人物画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方向。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式的教学系统，素描与中国画的融合问题，都凸显了水墨人物画所要面对的复杂、叠加式的学科基础。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造型与笔墨、写实与写意等多重二元关系、领域间融汇贯通并形成具有刻画现实生活能力的水墨人物画形态，是“徐蒋体系”产生的问题源点与目标指向。可以说，现代水墨人物画既是中西艺术交流碰撞之直接产物，也汇聚了中国画由传统走向现代性转换的诸多矛盾和难点。

　　具体而言，“徐蒋体系”下的水墨人物画实践，首先是从学院教育系统里“中国画”这一学科出发的。其思考视角、价值判断、探索方向与学院教学存在着密切关联，因而也不断回应着时代语境变化所生成的不同艺术话题，在本体层面形成了特定的学术导向、脉络传承和问题领域。从这一点上来说，“徐蒋体系”有别于社会化、大众化的中国画认知方式及形态流变。

　　此外，现代水墨人物画经此不断发展、转变，已不单指向某种固定化的概念或样式，而是形成了多元、宽泛的艺术面貌，我们可将此类创作现象统称为“具象水墨人物”。“具象水墨人物”在形态界定、划分上，一方面区别于传统写意人物的程式化表达，其绘画造型具有明确的现实对象所指；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以往“徐蒋体系”认知下惯性写实模式的发展，包含了表现性、抽象性的艺术语言与丰富的当代视觉经验。因此“具象水墨人物”也可理解为：在架上绘画实践范畴中，与人物主题相关的，具有多样化、综合性、实验性特征的水墨艺术形式。

　　如将“徐蒋体系”作为观察现代水墨人物画演进的持续线索，我们便可以把握到水墨人物画在处理传统语言、精神与现实对象之间关系的独特方法论，以及其由自身的艺术传统，转向现代形态，进而进入到当代语境中探求中这一鲜明的发展路径。其中，作为教学系统的“徐蒋体系”与写生、临摹、创作“三位一体”教学方法的建构，对于水墨人物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使这一画种成为传统、现实等诸多面向、矛盾相互交织的一个复杂集合体。这种复杂性既源于体系的生成背景，同时也由于语境始终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这都使得水墨人物画所面对的问题呈现出更新、增容、碎片化的倾向。当前学院教育、创作实践的起点和所面对的品评标准、学术关注点，都已发生很大变化，这都对水墨人物画提出了新的转换要求，明晰其实践语境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思考其发展的方向。

　　基于此，作为后学的我们，需要时常回顾人物画的历史，只有在对体系的备忘、再确认之中不断进行水墨自省，才有可能切中今日相关争论纠缠的要害。

微水墨创作   19.5cmX13.5cm

二、体系的再确认与转向

　　当下的水墨人物画是在对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中进行的，从整体的教学培养到个体的创作探索、由学院标准到个性化的体验与表达，都脱离不开“徐蒋体系”。换句话说，“徐蒋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仍对今天水墨人物画的走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水墨发展是具有明显突破性的，近20年来的艺术实践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系也在演进中形成了多重转向。人物画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70年代末关于“形式”大讨论下的多元发展，产生了如“都市水墨”“新文人画”“实验水墨”“当代水墨”等创作现象的转变与称谓的更迭。这期间提出的有关中国画的溯源与发展的问题争论，也持续支撑着今天人物画的思考和前行。这种变化反映出在新时期前后两个阶段中，人们对于“徐蒋体系”由现代进入当代语境中的认知转变--在形成更多不同视角的同时，也相对地产生了距离感。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境，有必要来把这一体系在中国画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的意义等方面做再次说明。

课徒稿   168cmX68cm    2018

　　（一）“徐蒋体系”的再确认

　　关于“徐蒋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徐蒋体系”下的现代人物画在整个中国画系统中，是一门绝对年轻的艺术形式。其以传统工具为媒介，以刻画生活形象为载体进行着艺术表达，从而形成了“具象水墨人物画”这一实践语境。相较于古典人物画，二者虽同属于一个文化脉络，但新旧体系的更迭与表现内容的转变都凸显了从观念到技术的矛盾和冲突。第二，百年来有关人物画造型表达的融合困扰与笔墨传达的现实纠结至今仍未解决。历史的发展始终改变着文化语境，不断推动学科的发展和个人探索的诉求与需要，由此生成的新语境、新观念、新视觉、新造型对笔墨传达与传统转换，持续、间隔往复地提出更新、反思。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未来生活的变化，社会对于水墨、体系、人物画会有更多新的期望，矛盾与冲突将取代稳定性成为人物画发展的常态。

《高地》之一、之二  186cmX96cm 2007年

　　第三，发生在中国画艺术现场中的所有问题都源于现代造型这一事实。现代造型是近现代所谓中西融合、传统转换等诸多争论话题的核心与原点。由新造型所引发的矛盾、问题造成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意识性不适，形成了笔墨探索鲜明的时代段落感。这不仅持续推动着人物画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画的其他学科。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物画的问题带动了中国画的问题。第四，水墨艺术的社会品评环境与过去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的实践也要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大的文化背景中，人物画家既要能够从事主题性的创作，也需要对学术本体的研究和个性的发掘，不应忽略不同的价值体系，而应广泛涉猎，多向交叉地展开探索。可以说，“徐蒋体系”正是介于传统与当代之间的一条现代性缝隙，是研习水墨人物画所必须经过的无法脱离与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体系的争论与质疑，应该将其带入特定的文化语境、历史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将问题的产生视为实践当中的阶段性过程，这样则可避免论点的错位与空谈。

（二）体系演进中的水墨转向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画转型与发展并非单纯的艺术本体命题，而是受西方冲击影响下，在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多方社会压力中展开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画迫切寻求融入现代文明的途径与方法，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及再认识。“徐蒋体系”作为这一大的生态语境下的产物，其对于中国画的改良意义主要体现于“实用性”，即它使人物画由“出世”状态走向“入世”刻画，解决了毛笔对于表现现实生活的应对能力。这种融合下的改良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它是有意将西方的写实性内容放置于传统技术之上的一种表现，体现在人物画中便会出现面部的写实刻画与身着长袍马褂的线条勾勒的并置现象。而这种毛笔的实用性转换，受限于当时的知识层面，只能解决特定的困惑和问题，面对今天不断变更的生活形象，便难以覆盖所有的表达内容，无法完整地实现毛笔等媒材的表现功能，往往显得顾此失彼。这些遗留的问题和遗憾在近40年来的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发展，这一过程也可概括为由“徐蒋体系”转向“后徐蒋体系”的演进态势。

《父老乡亲》 1728cmX185cm   1992-----1993年

　　所谓“后徐蒋体系”是由具体的艺术实践总结而来，它是在徐蒋基础之上的再发展与深入探索。如果说，“徐蒋体系”式的水墨人物画已初具成熟的现代形态，成为中西画语调和互嵌的范例；那么，“后徐蒋体系”下的艺术表达则逐渐走出了融合式的被动语境，并自觉地进入当代性探索的思考维度。这主要呈现为以下几方面的转变：其一，人物画的发展由改良转为自觉的实验探索。从写实融合到具象表现，从客观再现到主观表达，从笔墨的变革改良再到笔墨的自由转换，水墨人物不再停留于局部性的改造，而是突破了其原有体系的边界，呈现为一个“全攻全守”式的宽泛实践历程。这之中无论是向外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艺术因素，亦或是向内从本体传统文化中发掘创造性基因，其大前提都是为了转换个体的艺术思想和精神情感。水墨人物画由此摆脱了以西方艺术为参照的转型线索，并自觉地进入当代性的艺术探求中。

《发言人》120X160cm  1998

　　第二，水墨人物画家在其创作中渗进了更加丰富的个人的情感体验、生存经验，角色担当，以及更加直白的形式表达。这正是在“后徐蒋体系”里出现的艺术特征：水墨人物画不仅仅是画具象、进行写实刻画或是简单地描摹一个肖像，更需要让水墨真正融入到个人具体的情感体验中，用当下的意识和技术语言来更加深入地表达个体独特的生存体验。相较于艺术的社会功能与需求，自我生活状态和深层精神的鲜活呈现更应成为艺术的关键和本质所在。新一代人的作品应反映出其生活的状态，其情感的变化以及思考的痕迹，而不是去复制、效仿前人的风格或已有的经验范式。其三，随着中国画学科与水墨人物专业在全国的普及，水墨人物教学的权威性、标准化也逐渐消解，走向宽泛的多元特色。有关水墨人物画的话题不单有“都市水墨”“表现水墨”“新水墨”“新现实主义”等创作类型，也有在专业设置上的称谓变化，如“写意人物”“写实人物”“具象人物”“意笔人物”等。这些现象说明水墨人物画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语境转变之中，这都给教学实践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时代发展的审美落差、个人生活处境的变迁、造型观念的演进共同决定了教育实践路径的变化。今天的教育方式不再以一种单一的技术训练或是达到统一的标准为目标，而需通过多重的笔性表达、个性化的问题引导，使学生对水墨探索产生更大的兴趣与期待。

《冠状物》系列   168cmX68cm   2020

三、体系中的个人实践

　　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未开始接触中国画，人物画的学习自始不曾间断过，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应该说自己是伴随现代人物画的发展而一起在成长，也经历了从“徐蒋体系”进入“后徐蒋体系”，由写实走向“具象水墨人物”的实践转向。40年间中国画概念的外沿拓展了许多，发展中的现代与当代水墨在不断触探笔墨底线，变化与成长成为水墨人物画发展的基本特征。这期间对中国画的问题反思一直体现在我的水墨意识中，问题的发现来自于现实的变化--当已有的笔墨语言无法实现对当下现实的有效传达，面对存在而陷入失语状态时，自身必须坚持多维的持续性探索，通过作品来寻求答案。就这样，“传统写意人物”“传统山水、花鸟”“人物写生课徒稿”“主题性创作”“非主题性创作”以及“水墨探索”成为我不同时期交叉运用笔墨，交叉体验笔性，交叉换位感受等表达过程的主要方向。也是个人追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状态、践行“全攻全守”思路的具体表现。

《手语》系列   168cmX68cm   2020

　　以上区分并非是彼此隔绝的状态，水墨人物画如不在造型观念或审美观念上有所突破，而是一味的重复自己，那么画家其实是充当一个熟练工的角色。此外，架上绘画脱离不了技术性表达，水墨的工具与材质是独一无二的，笔墨应用有两难：其一，高效的技术传达会固化语言形式，程式化的笔墨只会刻画熟悉和有把握事物；其二，低能技术会反制个人艺术观从而丧失个性语言成长。如何绕过两难境地，每一代艺术家有着不同的选择。针对此，日课写生作为一个持续的“水墨动作”承载了自己对于不同人物对象的瞬时情感体察和阶段性的笔墨思考，这些积累也转换至以人物为主题所做的多向创作尝试中。这一方面反映在主题性创作中对于个人表现和形式语言的深入思考与多样尝试；另一方面也为非主题创作注入了对于现实的体验和反思，为人物刻画带来鲜活的“表情”。近二十年来我持续进行了“微水墨”写生创作，从微入手，一方面是对前二十年中大尺幅人物画创作做技术性反思与补充，另一方面也是针对人物画创作“假大空”的时弊做个性化修正。生活中遇到的小人物、小角色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脸谱，笔墨若不能与平淡兼容就会变成空洞的水墨陈词。写生作为一种不可以复制的创作状态，摆脱先验的笔调和感觉，避免熟练化，才是写生的意义所在。至于“手稿”与“脏墨”，则更似自言自语的水墨表达，将日常思考转换为语言形式，通过不断积累自己水墨运用与转换的经验和能力，使水墨更加贴近自己当下的日常。

《手语》系列   168cmX68cm   2020

四、体系下的教学探索

　　“水墨正当时”是我近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水墨人物专业教学的阶段性总结，是在“徐蒋体系”与“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结合“全攻全守”理念，以“后徐蒋体系”下的水墨探索为目标，逐步形成的一套教学框架。具体呈现为“两个目标”“三个视点”“四个要素”“五个问题”“六条途径”。两个目标，即水墨转换中的“全攻全守”。“全守”是指兼顾水墨人物画的多重传统因素，从中吸收、借鉴、转换。“全攻”是指削弱不同实践方向和艺术形态的边界区分，全方位地学习、探索，从而走出水墨人物画“中西融合”的历史限定，实现其自律性发展。

《脏墨》系列   168cmX68cm   2020

　　三个视点，即古今、中西、内外。是指在古今、中西形成的宽广复杂的知识、图像、思想体系中去思考和理解水墨人物画的传统与现代性、中西融合等问题。由此在时代背景、现实场域与个人内心空间的想象、欲求中找到水墨表达的结合点与切入口。四个要素，强调从造型、笔墨、材料、观念四个层面思考构成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关键所在。五个问题，包括经典传承、感受挖掘、形式探索、语言拓展、个性表达。此五个问题贯穿于工作室教学的始终，既是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同时也相互联动、互化，以此触类旁通，多方面促进、激发学生的思考与探索。六条途径，通过传统临摹、素描写生、水墨写生、下乡考察、手稿记录、系列创作等多门课程的环环相扣、相互弥补，分周期针对不同问题，如造型感觉、笔墨能力、思维转换等展开专题训练。

《丽日佳人》 240cmX610cm   2011

　　此外，对于“后徐蒋体系”下人物画的教学，还需着重强调三个问题。第一，人物画的学习要避免过早的程式化，技艺的训练和掌握要有别于复制、重复下形成的“技巧”；第二，传统的高度是难以逾越和重现的，因而今日对于传统的敬畏与学习，是用来判断当下艺术实践的，并且是一个持续往复的过程；第三，现代语境中的水墨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于绘画艺术，而不仅仅中国画内的一个话题。探索与表达，“缺什么就去补什么”应成为人物画学习的常态。以上教学框架正是基于此，一方面延续了“徐蒋体系”中的已有话题，包括如何理解素描的作用以及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同时也在“后徐蒋体系”之下提出了新的思考与问题，重点聚焦于水墨转换的可能性，深入探索相关领域的发展脉络与外延空间，形成了阶段性、综合化的教学轨迹。对于水墨人物画的学习来说，传统是底色、融合是成色、个性语言是特色，“全攻全守”则是水墨人物画由现代性转向当代性探索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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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cmX190cm 《无量福寿图》2018

​　　文章来源：王晓辉水墨